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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董齐亮】大隐隐于朝的棋牌达人
枰边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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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董齐亮】大隐隐于朝的棋牌达人

比专业还“专业”的业余棋家--棋牌活动家董齐亮

http://sports.sina.com.cn 2005年03月12日04:36 劳动午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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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次和一位资深棋迷聊天,他建议说,劳动午报应该写写董齐亮,他是棋坛重量级人物,是棋坛隐者,不写他是一个缺憾;时隔不久和另一位棋迷聊天,他说,董齐亮是国务院一个部门的主任,正局级,他不但棋下得好,桥牌也好,当年常和中央高层次的领导桥叙……

  随后,记者在一次活动中遇到中国象棋协会原副主席、午报专栏作者、与董齐亮有近半个世纪之交的王品璋王老,他说“董齐亮可是位腕儿级人物。”也有人这样议论,说董齐

亮是位社会活动家,他曾在中国体育报撰文:为棋艺尽毕生精力。事实上,他是比一般专业棋人还要“专业”的业余棋牌工作者。

  本周,记者在朝阳区三里屯董老寓所对他进行了多次专访。

  对抗赛屡有斩获

  在上海颇有棋名

  现年77岁高龄的董齐亮仍耳聪目明,思维敏锐,谈吐清晰明快,记忆旧事如新。

  董老68岁时从中国最高智囊机构—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信息研究部部长(正局级,同时还兼任工会主席)岗位上退居二线,之后,又受聘于上海某机构,4年后卸职回京,在平和中颐养天年。

  董老当年有“四高”之誉。“四高”者,一曰“棋高”,二曰“牌高”(桥牌高手),三曰学术级别高(教授级研究员),四曰行政职务高(正局)。

  董老的棋有多高?首先须从上海说起。

  董齐亮原籍浙江镇海,1928年出生在上海,四十年代后期已是沪上棋坛名手之一。十七岁时,一次同当时有“神童”美誉的“少年”棋手朱铭源假中央西菜社对弈,分先两盘,一比一平,他的胜局正巧被“七省棋王”周德裕看到,由于朱的年龄大两三岁,于是,在棋王眼里,董取代朱成了新“神童”并得到上海棋坛认可。

  1947年,在上海全市比赛中,董齐亮进入前6名。

  新中国诞生后, 董齐亮参加的两场对抗赛进一步扩大了他的棋名。一场是诨号“绍兴煞星”的朱寿颐闯荡上海滩,沪上名将何顺安、朱剑秋、陈荣棠、窦国柱等高手均受挫于朱寿颐。于是有棋友写信告诉他此事,要他赶回来对抗朱寿颐。董得信后,立即从位于郊区的学校赶回市内,与朱在凌云阁茶楼交锋。是晚,4角钱一张的门票卖得蛮好,把凌云阁挤得水泄不通。董朱双盘大战,董皆胜。“绍兴煞星”不服,与董约定第二天再战。按约定,二人下彩斗了5盘,董齐亮3胜两和。收盘后,董把彩金如数归还,并对朱说:“胜败乃兵家常事,请勿介意,让我们交个朋友吧!”董齐亮的大家风范令朱寿颐十分折服。

  另一场激战主要是由朱剑秋挑起的。1951年,朱拟开办“东南棋社”,但因囊中羞涩,盼请董齐亮下棋为他筹钱。跟谁下呢?下棋讲究旗鼓相当,有悬念有新鲜感,观众才会买票观看。最后选定李武尚。李武尚何许人也?该人1904年出生,三四十年代称雄上海,名在“华东五虎”之列,他主要因“门徒”众多,加之以“审棋心细如发、行棋变化多端”,尤其下让子棋,擅长于歪门邪道的心理战,故被形象地称为“白莲教主”。此外,在旧社会曾受聘任《文汇报》象棋专栏主编,又在警察局当“包打听”(密探),有此二重身份,更为他添了一层神秘色彩。因为李“份儿”很大,不易请动,为了激李出山,朱剑秋对李说:“李先生,小董那小子太狂,他说他要宰你!”李是宁波人,听了大怒,骂道:“娘戏匹,跟他下,不能白下,要挂彩!”挂多少?在李的坚持下,决定每盘挂30块钱的彩,约好共下4盘。30块钱相当现在的七八百元,当时上海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就这么多,这属于高彩了。董齐亮当时骑虎难下,硬着头皮背水一战。比赛在一家春酒楼进行,首局董方失利。董老说,事后得知,由于自己和何顺安经常拆棋,何对自己的棋路非常熟悉,而何是李的徒弟,他为其师出谋划策,设计了成功的布局,导致董方被动。董的局面虽略居下风,但尚可纠缠。此时又出现了棋规问题,按“凌云阁”惯例,应由李方变着,否则判和。当时的裁判名陶子文(后查明是国民党中统特务),他与李关系密切,结果判董方变,董变之后处于劣势,终于先丢一城。次局,董齐亮使出浑身招数,最终以妙杀取胜,扳回一城。李觉察再赛下去对他不利,于是托人说和,免去了后面的比赛。

  从此以后,董其亮更是棋名大振。

  后来,董老深刻检讨自己同李武尚叫阵赛棋有不当之处,他说:“挂这么大的彩金,实质上是一种罔顾法纪的赌博行为,当时1951年虽然人民政府还来不及制订完善的法律,棋坛下彩也习以为常,但作为一名新中国的公民,特别是国家干部(董老当时是国营企业的技术人员),应当自觉认识到所犯下的原则性错误。”他说:“从那场棋赛以后,自己时刻警惕不但大彩不挂,连小彩也务必禁止。”半个多世纪以来,董老严于律己不怠。

  记者问,当今对弈挂彩已是客观现实,这问题您怎么看?

  董老回答:“‘赌’似可分三个层次,英语里‘gambling’是赌博,‘bets’是赌注,‘stakes’是注金。我不赞成gambling、bets,而认为stakes似乎还有人持不同观点,比如西方国家的某些俱乐部,假定门票是10美金,一杯咖啡10美金,吃一顿饭40美金,加起来是60美金,翻一番是120美金,如果stakes不超过120美金,在西方往往是允许的,就不算赌博。”

  董老还指出国内的不同观点:“上世纪五十年代,北京有个下围棋的前辈叫金亚贤,是老中医,胡子长长的白白的,蛮体面的,但他却认为‘下棋不挂彩怎么进步?’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彻底解决。”为了说明这个观点,董老还举出几个例子,现在的棋,彩不是棋手自己下的,是人家拿出钱让棋手去争,这是打比赛;如果底下俩人下棋,什么都不带,就下着玩,质量就不会太高,所以,“下棋不挂彩怎么进步!”为了说明这个观点,董老还举了几个例子:“家庭里,夫妻儿女之间打麻将都挂一些彩,这是国情;在国外,挂彩的现象更普遍,如在缅甸,一人说中午之前下雨,一人说不会,得,打赌吧,以12点为线,说好多少钱,就打上了;在欧洲下棋挂彩是很普遍的:你说A赢,我说B赢,就打赌,说好多少钱,这能提高兴趣,也是生活中的娱乐……当然,农村推牌九呀什么的是gambling,把房子、地、老婆都输掉了,这是大赌,应该禁止,严重者还要罚款、坐班房。”

  董老说,gambling、bets和stakes的界限怎么划分,如何区别对待,应当加以研究,有个说法,以利于建立和谐的社会。

  积极从事棋牌活动

  成为特级国际裁判

  董齐亮1957年获得过北京市象棋冠军,后曾多次代表北京参加全国团体赛和个人赛;1960年,“旷世棋王”胡荣华获得他首个全国个人冠军,正呈上升势头,但在团体赛中却被董齐亮击败,后来,胡荣华有一次向外宾介绍董齐亮时说:“在全国比赛中,董先生是惟一赢过我棋的人。”董老的棋力可想而知。

  下棋为董老赢得的是棋名的一半,他棋名的另一半来自他的裁判经历。

  董齐亮是中国四大特级国际裁判员之一。据《中国象棋年鉴》1990年版记载:另三位是陈松顺、刘国斌和季本涵。

  董老参与象棋裁判工作,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。当时,国家体委准备纳入棋类项目,但要有人做比赛程序、比赛规则等前期的筹备工作,这些人既要有文化,又得是内行,这样,董老与五六十年代的著名象棋理论家张雄飞等被抽调出来搞《象棋竞赛规则》。由于象棋人口众多,分布广泛,特别是南方与北方存在较大差异,如“打几还几”、“长将”、“长捉”、“长拦”等,为避免比赛时出现矛盾、争执,他们多次听取北方棋手的意见,尽可能地缩小分歧,经过紧张劳动,新中国首个《象棋竞赛规则》出台并在首届全国象棋大赛上应用。

  从首届全运会象棋比赛担任副裁判长(裁判长为谢侠逊)起,董齐亮在“文革”前、“文革”后多次担任全国象棋赛的裁判长。他熟悉棋规,执法公正,有权威,有威信,多次化解桌上纠纷。

  董齐亮原来一直是中国象棋协会裁判委员会主任委员,亚洲象棋协会学务委员和裁判委员。

  利用业余时间做推广普及工作,是董老象棋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  北京市少年宫1956年开办象棋班,张雄飞教了一年因故离开,离开之前推荐董齐亮任教。董齐亮在少年宫教了十年棋,直到“文革”开始,少年宫停课。十年间,董老教出了许多学生,有些学生至今与他保持着联系。

  1977年,董齐亮与杨官麟、胡荣华组团出访菲律宾、香港和澳门,当地媒体原拟给他冠以“象棋理论家”身份,但他说他只写过几篇棋评,不敢称家,但最后他还是被冠以“著名棋评家”名分出现在当地报刊上。其实,“著名棋评家”对于董老名副其实:他从20世纪四十年代即在上海《象棋界》撰写文章,五六十年代更是在北京日报、北京晚报、新民晚报、中国体育报等报刊上评注棋局,报道棋讯。

  正如董齐亮的棋名由棋手和裁判两部分组成一样,说董齐亮的棋而不说他的桥牌同样有失完全。董老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即学会了桥牌,五十年代与象棋名家屠景明搭档曾数次夺取奖牌。“文革”过后,作为桥牌先驱,他受邀在中央电视台开设桥牌课程,在大学讲授桥牌,在各类比赛中获得许多冠亚军。

  董老身上有许多故事,像十年前在温州平阳与蒋川(北京中加象棋队队员,象棋大师)的交往,像他写《怎样防避漏着》(与人合著)的经过,像他与中央高层领导以及海外华人下棋、打牌的故事,等等,都使他的人生充满棋趣与牌趣,色彩缤纷,斑斓灿烂。

  采访结束的时候,记者问:“您是局级干部,是您所辖部门的部长、书记,可谓仕途坦坦,——您的棋牌特长在您的晋升中起作用了吗?”

  董老说:“没有,没起直接的作用。”

  记者又问:“您这辈子没吃上棋牌这碗饭,遗憾吗?

  董老说:“不遗憾,”接着他又引发了一通议论:“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,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,三棋和桥牌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进步,在国际国内起到别的项目所不能替代的积极作用。但还应看到,棋牌竞赛、棋牌文化是要通过专业水平的提高来为经济为政治服务的,因此,一切从事棋桥牌工作的专业人员,也包括业余爱好者,都应该正确认识,积极作为,有人说‘下棋多好,不用上班,收入不少,公费旅游,还拿报酬’,对此胸无大志、不作为的人,我管这叫真正的误入‘棋’途,是很可悲的。我自己在过去的棋牌生涯中,总是努力把握住、处理好这个问题。而今已步入高龄老人行列,我还抱着‘小车不倒只管推’的精神,但客观条件一是有‘小车’,二是需要去推。主观条件上要量力而行,推车要慢些,推的要稳些,真正做到有自知之明,不能给别人添乱。”

  最后,董老对有人把他说成是“棋坛隐者”作了解释,他引用唐朝刘禹锡“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还有晴”、宋朝司马光“相见争如不见,有情还似无情”以及清朝纳兰性德“人到情多情转薄,而今真个不多情”等诗句,来表达他的真实情怀,他对记者说:“不知妥否,能为棋友谅解否?”

  午报记者 张 展 文并摄

亮是位社会活动家,他曾在中国体育报撰文:为棋艺尽毕生精力。事实上,他是比一般专业棋人还要“专业”的业余棋牌工作者。

  本周,记者在朝阳区三里屯董老寓所对他进行了多次专访。

  对抗赛屡有斩获

  在上海颇有棋名

  现年77岁高龄的董齐亮仍耳聪目明,思维敏锐,谈吐清晰明快,记忆旧事如新。

  董老68岁时从中国最高智囊机构—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信息研究部部长(正局级,同时还兼任工会主席)岗位上退居二线,之后,又受聘于上海某机构,4年后卸职回京,在平和中颐养天年。

  董老当年有“四高”之誉。“四高”者,一曰“棋高”,二曰“牌高”(桥牌高手),三曰学术级别高(教授级研究员),四曰行政职务高(正局)。

  董老的棋有多高?首先须从上海说起。

  董齐亮原籍浙江镇海,1928年出生在上海,四十年代后期已是沪上棋坛名手之一。十七岁时,一次同当时有“神童”美誉的“少年”棋手朱铭源假中央西菜社对弈,分先两盘,一比一平,他的胜局正巧被“七省棋王”周德裕看到,由于朱的年龄大两三岁,于是,在棋王眼里,董取代朱成了新“神童”并得到上海棋坛认可。

  1947年,在上海全市比赛中,董齐亮进入前6名。

  新中国诞生后, 董齐亮参加的两场对抗赛进一步扩大了他的棋名。一场是诨号“绍兴煞星”的朱寿颐闯荡上海滩,沪上名将何顺安、朱剑秋、陈荣棠、窦国柱等高手均受挫于朱寿颐。于是有棋友写信告诉他此事,要他赶回来对抗朱寿颐。董得信后,立即从位于郊区的学校赶回市内,与朱在凌云阁茶楼交锋。是晚,4角钱一张的门票卖得蛮好,把凌云阁挤得水泄不通。董朱双盘大战,董皆胜。“绍兴煞星”不服,与董约定第二天再战。按约定,二人下彩斗了5盘,董齐亮3胜两和。收盘后,董把彩金如数归还,并对朱说:“胜败乃兵家常事,请勿介意,让我们交个朋友吧!”董齐亮的大家风范令朱寿颐十分折服。

  另一场激战主要是由朱剑秋挑起的。1951年,朱拟开办“东南棋社”,但因囊中羞涩,盼请董齐亮下棋为他筹钱。跟谁下呢?下棋讲究旗鼓相当,有悬念有新鲜感,观众才会买票观看。最后选定李武尚。李武尚何许人也?该人1904年出生,三四十年代称雄上海,名在“华东五虎”之列,他主要因“门徒”众多,加之以“审棋心细如发、行棋变化多端”,尤其下让子棋,擅长于歪门邪道的心理战,故被形象地称为“白莲教主”。此外,在旧社会曾受聘任《文汇报》象棋专栏主编,又在警察局当“包打听”(密探),有此二重身份,更为他添了一层神秘色彩。因为李“份儿”很大,不易请动,为了激李出山,朱剑秋对李说:“李先生,小董那小子太狂,他说他要宰你!”李是宁波人,听了大怒,骂道:“娘戏匹,跟他下,不能白下,要挂彩!”挂多少?在李的坚持下,决定每盘挂30块钱的彩,约好共下4盘。30块钱相当现在的七八百元,当时上海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就这么多,这属于高彩了。董齐亮当时骑虎难下,硬着头皮背水一战。比赛在一家春酒楼进行,首局董方失利。董老说,事后得知,由于自己和何顺安经常拆棋,何对自己的棋路非常熟悉,而何是李的徒弟,他为其师出谋划策,设计了成功的布局,导致董方被动。董的局面虽略居下风,但尚可纠缠。此时又出现了棋规问题,按“凌云阁”惯例,应由李方变着,否则判和。当时的裁判名陶子文(后查明是国民党中统特务),他与李关系密切,结果判董方变,董变之后处于劣势,终于先丢一城。次局,董齐亮使出浑身招数,最终以妙杀取胜,扳回一城。李觉察再赛下去对他不利,于是托人说和,免去了后面的比赛。

  从此以后,董其亮更是棋名大振。

  后来,董老深刻检讨自己同李武尚叫阵赛棋有不当之处,他说:“挂这么大的彩金,实质上是一种罔顾法纪的赌博行为,当时1951年虽然人民政府还来不及制订完善的法律,棋坛下彩也习以为常,但作为一名新中国的公民,特别是国家干部(董老当时是国营企业的技术人员),应当自觉认识到所犯下的原则性错误。”他说:“从那场棋赛以后,自己时刻警惕不但大彩不挂,连小彩也务必禁止。”半个多世纪以来,董老严于律己不怠。

  记者问,当今对弈挂彩已是客观现实,这问题您怎么看?

  董老回答:“‘赌’似可分三个层次,英语里‘gambling’是赌博,‘bets’是赌注,‘stakes’是注金。我不赞成gambling、bets,而认为stakes似乎还有人持不同观点,比如西方国家的某些俱乐部,假定门票是10美金,一杯咖啡10美金,吃一顿饭40美金,加起来是60美金,翻一番是120美金,如果stakes不超过120美金,在西方往往是允许的,就不算赌博。”

  董老还指出国内的不同观点:“上世纪五十年代,北京有个下围棋的前辈叫金亚贤,是老中医,胡子长长的白白的,蛮体面的,但他却认为‘下棋不挂彩怎么进步?’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彻底解决。”为了说明这个观点,董老还举出几个例子,现在的棋,彩不是棋手自己下的,是人家拿出钱让棋手去争,这是打比赛;如果底下俩人下棋,什么都不带,就下着玩,质量就不会太高,所以,“下棋不挂彩怎么进步!”为了说明这个观点,董老还举了几个例子:“家庭里,夫妻儿女之间打麻将都挂一些彩,这是国情;在国外,挂彩的现象更普遍,如在缅甸,一人说中午之前下雨,一人说不会,得,打赌吧,以12点为线,说好多少钱,就打上了;在欧洲下棋挂彩是很普遍的:你说A赢,我说B赢,就打赌,说好多少钱,这能提高兴趣,也是生活中的娱乐……当然,农村推牌九呀什么的是gambling,把房子、地、老婆都输掉了,这是大赌,应该禁止,严重者还要罚款、坐班房。”

  董老说,gambling、bets和stakes的界限怎么划分,如何区别对待,应当加以研究,有个说法,以利于建立和谐的社会。

  积极从事棋牌活动

  成为特级国际裁判

  董齐亮1957年获得过北京市象棋冠军,后曾多次代表北京参加全国团体赛和个人赛;1960年,“旷世棋王”胡荣华获得他首个全国个人冠军,正呈上升势头,但在团体赛中却被董齐亮击败,后来,胡荣华有一次向外宾介绍董齐亮时说:“在全国比赛中,董先生是惟一赢过我棋的人。”董老的棋力可想而知。

  下棋为董老赢得的是棋名的一半,他棋名的另一半来自他的裁判经历。

  董齐亮是中国四大特级国际裁判员之一。据《中国象棋年鉴》1990年版记载:另三位是陈松顺、刘国斌和季本涵。

  董老参与象棋裁判工作,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。当时,国家体委准备纳入棋类项目,但要有人做比赛程序、比赛规则等前期的筹备工作,这些人既要有文化,又得是内行,这样,董老与五六十年代的著名象棋理论家张雄飞等被抽调出来搞《象棋竞赛规则》。由于象棋人口众多,分布广泛,特别是南方与北方存在较大差异,如“打几还几”、“长将”、“长捉”、“长拦”等,为避免比赛时出现矛盾、争执,他们多次听取北方棋手的意见,尽可能地缩小分歧,经过紧张劳动,新中国首个《象棋竞赛规则》出台并在首届全国象棋大赛上应用。

  从首届全运会象棋比赛担任副裁判长(裁判长为谢侠逊)起,董齐亮在“文革”前、“文革”后多次担任全国象棋赛的裁判长。他熟悉棋规,执法公正,有权威,有威信,多次化解桌上纠纷。

  董齐亮原来一直是中国象棋协会裁判委员会主任委员,亚洲象棋协会学务委员和裁判委员。

  利用业余时间做推广普及工作,是董老象棋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  北京市少年宫1956年开办象棋班,张雄飞教了一年因故离开,离开之前推荐董齐亮任教。董齐亮在少年宫教了十年棋,直到“文革”开始,少年宫停课。十年间,董老教出了许多学生,有些学生至今与他保持着联系。

  1977年,董齐亮与杨官麟、胡荣华组团出访菲律宾、香港和澳门,当地媒体原拟给他冠以“象棋理论家”身份,但他说他只写过几篇棋评,不敢称家,但最后他还是被冠以“著名棋评家”名分出现在当地报刊上。其实,“著名棋评家”对于董老名副其实:他从20世纪四十年代即在上海《象棋界》撰写文章,五六十年代更是在北京日报、北京晚报、新民晚报、中国体育报等报刊上评注棋局,报道棋讯。

  正如董齐亮的棋名由棋手和裁判两部分组成一样,说董齐亮的棋而不说他的桥牌同样有失完全。董老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即学会了桥牌,五十年代与象棋名家屠景明搭档曾数次夺取奖牌。“文革”过后,作为桥牌先驱,他受邀在中央电视台开设桥牌课程,在大学讲授桥牌,在各类比赛中获得许多冠亚军。

  董老身上有许多故事,像十年前在温州平阳与蒋川(北京中加象棋队队员,象棋大师)的交往,像他写《怎样防避漏着》(与人合著)的经过,像他与中央高层领导以及海外华人下棋、打牌的故事,等等,都使他的人生充满棋趣与牌趣,色彩缤纷,斑斓灿烂。

  采访结束的时候,记者问:“您是局级干部,是您所辖部门的部长、书记,可谓仕途坦坦,——您的棋牌特长在您的晋升中起作用了吗?”

  董老说:“没有,没起直接的作用。”

  记者又问:“您这辈子没吃上棋牌这碗饭,遗憾吗?

  董老说:“不遗憾,”接着他又引发了一通议论:“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,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,三棋和桥牌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进步,在国际国内起到别的项目所不能替代的积极作用。但还应看到,棋牌竞赛、棋牌文化是要通过专业水平的提高来为经济为政治服务的,因此,一切从事棋桥牌工作的专业人员,也包括业余爱好者,都应该正确认识,积极作为,有人说‘下棋多好,不用上班,收入不少,公费旅游,还拿报酬’,对此胸无大志、不作为的人,我管这叫真正的误入‘棋’途,是很可悲的。我自己在过去的棋牌生涯中,总是努力把握住、处理好这个问题。而今已步入高龄老人行列,我还抱着‘小车不倒只管推’的精神,但客观条件一是有‘小车’,二是需要去推。主观条件上要量力而行,推车要慢些,推的要稳些,真正做到有自知之明,不能给别人添乱。”

  最后,董老对有人把他说成是“棋坛隐者”作了解释,他引用唐朝刘禹锡“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还有晴”、宋朝司马光“相见争如不见,有情还似无情”以及清朝纳兰性德“人到情多情转薄,而今真个不多情”等诗句,来表达他的真实情怀,他对记者说:“不知妥否,能为棋友谅解否?”

  午报记者 张 展 文并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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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/4/23 1:26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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